第1章大力推动“数字人才”扩容提质

　

也正是根据天人相分说，柳宗元在指出人的自然素质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人道比天道更为重要，务在尽人道而不必谈天说命。

[21] 心是从形体或实体上说，性是从属性、功能上说，情则是从感应上说，所以定位不同。[44]《周颂》九，《诗广传》卷五。

形上与形下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这就是完全的人性。总之，神性虽灵，必藉见闻思虑而知[24]。这一点继承了理学道德本体论的观点。用不离体，故心体虚灵而无窒塞，则能因事而觉。正因为心之神明无所不通，故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

在他看来，未发、道心都是指形而上之性，而已发、人心则是指形而下之心。王廷相提出任道不任情，一方面强调智性的认知作用，另方面强调理性对于情感的控制作用，这在中国心性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因此，斯多葛派给勇敢（fortitudo）作了一个正确的界定，称勇敢乃是维护正义的德性。

此外，他还给出过虔诚和感恩的答案。将各种复杂的甚至可能无法穷尽的德目表压缩为四主德的一大优点或许就在于，它使得德性的排序成为可能。当西塞罗在不同的语境中给出不同回答时，他无非是从不同方面强调各种具体德性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已。同样，共和主义德性观肯定也不会否定智慧的价值，但就像西塞罗在阐述沉思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系时所强调的，如果需要从两条通向智慧的道路中任择一条，那么尽管在高尚的研究和科学活动中度过那种平静的生活令一些人觉得更幸福，但过公民生活仍然更值得称赞，更加光荣。

总之，从词源以及概念的演变来看，无论是希腊的?ρετ?，还是罗马的virtus，都经历了由功能性、体质性卓越向政治性、伦理性卓越的拓展与延伸，从勇敢这一具体的特性和品质扩展为普遍的道德特性和品质，由单一性概念变成了复合性、涵括性概念。事实上，早在?ρετ?尚未成为涵括性的抽象概念之前，人们就已经试图以共同体的价值来引导之。

最后，虽然?ρετ?尚未变成纯粹的伦理范畴，但它在《荷马史诗》中偶尔也被用来表示道德的或精神的品质。正义不再是从属于知识、智慧或明智的德性，而是直接来自人类依据自然的共同生活。关于各种具体德性的分类，最著名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道德德性（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划分，但我们这里更想强调的是柏拉图关于政治的德性与哲学家的德性的区分。到了西塞罗那里，对于诸种德性如何统一的回答更加多变。

前者是由一个城邦及其法律制度规定和塑造的，而后者则是无条件地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这种概念上的演化进路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随着人类社会复杂性程度的提高、文明进程的加快，战争中的卓越变成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卓越，战士的德性扩展为所有公民的德性。《普罗塔戈拉》的大演说将正义与节制称作政治的德性，这种德性不是天生的或自己冒出来的，而是教会的，靠努力培养出来的。这显然不仅仅是他对自己个人际遇的抱怨，其背后隐藏着一段影响深远的希腊社会演变史，关乎到底什么才是对城邦与共同体有益的重大议题。

当然，在勇敢、德性、荣誉与城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思路并不限于斯巴达，类似的论调也回响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之中。因此，邪恶城邦、变态政体也有其政治德性公民德性以及好公民，即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人更愿意强调特定城邦与政体本身是追求善的，或者说更关注引导它们向善，并且其理智主义立场必然坚持智慧（也就是最高的德性真正的德性）相对其他德性、理想政治家相对普通民众在德性方面的优先性。

这种德性观由苏格拉底开创，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阐述与调整，构成了西方古典德性论的主流，并且对西方后来的德性观念和伦理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政治思想史》主编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进入 刘训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德性 驯化勇敢 德性统一论 理智主义 共和主义 。

在《法义》中，柏拉图借雅典异乡人之口指出，有两种善，即属人的善和属神的善（也可以看作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前者包括健康、俊美、强健和财富，后者则包括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这个命题是他在关于德性是什么的探究中提出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的勇敢与真正的勇敢最为相似，但它不是出于高贵的目的，而是出于对荣誉的欲求、对法律惩罚和舆论谴责的恐惧。特别是考虑到古代希腊与罗马之间的差异，这两种德性观可能的对立也许并非德性观念的古今之别，而是内在于古典德性观念之中的。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忽略古典德性传统内部的多样性及其紧张，这既是人类道德与政治生活本身复杂性的体现，也构成了古典德性观念演进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古今德性观念变迁的起点。针对理智主义德性论（尽管他批判的是希腊化时期那些学派的德性论），他指出：对德性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的学派内议论的东西。

以上几个方面又都牵涉到驯化勇敢的最后一种方式，即通过对德目表中具体德性的排序，或者说对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阐述，以智慧或正义来约束勇敢。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这个概念的几个递进性特征。

色诺芬尼感叹说：在各种竞赛中获得冠军的人，在人们的眼中成了英雄，享有城邦赠配他的一切。因此，有必要对《荷马史诗》中?ρετ?的用法做更为细致的梳理。

这种德性观的标准和要求较为明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容易把握，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存在形态更为普遍。一方面，他强调智慧为一切德性之首，是最伟大的德性。

而这一切并不能扩充我们城市的仓库。就像他自己所指出的，虽然德性是紧密联合的，每一种都参与其他各种，谁也不能与谁分离，但另一方面，每一种德性也各有自己特有的功能。【关键词】德性 驯化勇敢 德性统一论 理智主义 共和主义 在西方思想史乃至文明史中，德性（我们姑且以此来统一翻译古希腊语?ρετ?/aretē、拉丁语virtus以及现代西方语言中的virtue词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像他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开篇所指出的，希腊以学识和各种类型的文学超过我们，但罗马人在习俗、生活规则、家庭和家族事务方面，在用规章和法律管理国家，在富有勇敢精神和纪律方面，也即那些靠天性领悟，而不是靠书本学习的东西，无论是希腊人或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我们相比拟。

所以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君主国家，都把荣誉授予在战场上敢于面对死亡的人们。然而，它很快就溢出这一含义，沿着抽象化、普遍化的方向演进。

而真正的勇敢是把握了好和勇敢理念之后达到的状态，它属于哲学家的德性。同时也最能够体现德性的行动为了它本身，而非任何外在的目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对这些具体德性进行排序，以及如何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最明确的文本有三处：这些人已经践行了民众的德性、政治的德性，他们称作节制和正义。

此时，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特性，而开始具备一定的社会道德内涵。在他看来，智慧这种认识和观察自然的知识如果不能付诸行动，便是不完善的、未完成的，应该把源于正义的义务置于科学研究和源于知识的义务之上。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此诗篇中的?ρετ?，其赞颂的对象都由《荷马史诗》中为个体荣誉而战的英雄转向忠诚于城邦的普通公民—战士，这个转变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巴达人发明了重装步兵方阵，把战争彻底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考虑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复杂的政治背景，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virtus最原初、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体质的和军事上的勇力、勇敢和勇猛。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对于勇敢、节制和正义这三种德性，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真正的、完全的、严格意义上的勇敢、节制和正义与政治的、民众的或公民的意义上的勇敢、节制和正义，而智慧一般不需要再做如此区分。

而智慧作为最高的理智德性，给各种理智德性带来统一。／有了他，城邦能享受一份喜悦和欢乐，／如果他在皮萨河畔的运动会上获胜，夺得冠军。

同时在观念形态上，罗马思想家对希腊哲人多有继承与借鉴，并形成了颇为相似的理论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古典德性观念。论价值，这种人其实并不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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